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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南开:百年教育史的中国样本

发布日期:2019-12-01 07:24:37

这位报社记者/杜威

8月25日,在南开大学2019届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曹雪涛校长回忆了首任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喜欢中国吗?”南开大学第101届4152新生应招落地。就在讲台前,穿着紫色校服的新生们用英语摆出“nku”的姿势。在看台的两边,“1919”和“2019”两个词相互呼应,这表明这所著名的学校迎来了它的第100个年头。

大学的发展史是国家和社会变迁的缩影。尽管南开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时期,但它在诞生后不久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就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样出名了。同时,一个城市的发展速度与大学密切相关,正如上海与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与南大、广州与CUHK一样。

张伯苓在1935年中华民族救亡之际发表的《爱国主义三题》在当今世界格局进入新时期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历经百年风雨的今天,南开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张伯苓和阎、王的学生合影。

南开走向“更难,更开放”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陈平原在《教育史上的奇迹——读南开》中写道: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有什么“奇迹”,那很可能不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独特优势”,也不是教会大学闫达和傅仁的“特权”,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1898年,自1894年中日战争以来一直被日本占领的阿哈瓦被归还给清政府并转租给英国。两天内,阿哈瓦港经历了“国旗的三次变化”:日本国旗先降,清旗升后降,然后英国国旗升。海军“同济”号训练船上的见习军官张伯苓(Zhang Boling)看到这一幕受到极大刺激,由此判断海军力量救不了中国,自我提升的根源在于教育。

今年10月,他放下武器,开始在天津盐秀的一个家庭礼堂教书。盐秀是清代贵州的一个学生管理机构。1904年,张和燕在他们的家乡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所“私立中学”,两年后他们建立了南开中学。在研究了美国的大学制度后,严修和张伯苓于1919年正式成立南开大学。

1904年,严修和张伯苓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严观和王官合并成一所私立中学。1907年,学校迁至市西南新建的“南开区”,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礼堂”。从1912年起,它被改为“南开学校”。“南开”这个名字至今仍在使用。

任何时候开办私立大学都是一个大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研究室前主任、该校历史系1959级学生梁继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他已经收集了3000多封张伯苓的来信,其中大部分是张伯苓办学捐赠的一部分。梁继生总结说,南开大学初期,办学经费来源包括社会捐赠、学杂费、北洋政府助学金、房地产租金等。其中,社会捐赠占很大比例,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军阀和政治家。

为了筹集资金,严修和张伯苓先后去了保定、太原、南京等地,会见了许世昌、李袁弘、阎锡山、曹坤等人,为学校的开办筹集了85,000多万银元。南开的学生曾经对此抱怨过。张伯苓回答说:“美丽的花还不如用粪肥来栽培。”

1919年9月,南开大学本科系——南开大学成立。基于“以文治国,以理治国,以商立国”的理念,学校有三门学科,即写作、管理和商业。首批入学的96名学生包括周恩来,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89年南开大学70周年之际,在主楼前广场中央竖立了一尊周恩来雕像,基座正面刻有周恩来的书法“我爱南开”。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并拍了一张纪念照。

在南开大学的办学过程中,“穷钱”一直是个大问题。管理南开大学财务的华武清和校长秘书俞敏洪(Yu)写了一篇题为《南开大学十六年》的文章,文章中提到,1922年,学校赚了92700多银元,花了126000银元。1925年,年收入超过年收入,亏损3万元以上,历年累计亏损12万元。1926年,年收入10.7万元,年产值16.7万元,亏损6万多元。

被外界称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张伯苓解释说,教育机构应该有赤字。如果任何学校当局年底在银行账户上有余额,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不能用这笔钱做更多的好事。张伯苓说,“南开需要发展!很久了。很久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和设备必须扩大。”因此,南开的“南”可能是“难”字。然而,南开必须“更加困难、更加开放”、“更加努力”、“更加努力”和“缺乏资金”。它绝不能阻止南开的发展”。

尽管财政困难,张伯苓仍然坚持开办私立学校。梁继生说,民办大学在办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可以保持“自由和活力”。张伯苓还提出了“民营化”的理念,即调动人民力量办好教育,使人民有更多的参与和主动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招收了大量著名学者,如化学家邱宗岳、物理学家饶育台、经济学家何炼、方贤庭。但是南开的工资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清华的教师月薪是300大洋,而南开的月薪只有180~300大洋。

尽管南开不支付教师高薪,但张伯苓从不拖欠工资。在假期,它还会给老师红包,组织茶会。学校还专门为教师建造了员工宿舍。每位教授都有一个独立的半西式住宅,有木地板、办公室、厨房、卧室等。员工宿舍附近还有一个员工俱乐部。晚饭后,老师可以下棋、玩乐康球和喝咖啡。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住处准备功课和休息。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朱赵辉指出,南开能聚集如此多的人才,这与张伯苓尊重教师、充分发挥教师优势有关。

南开大学的原始建筑。

另一方面,梁继生说,当时北京和天津是文化中心,他们的教育水平比其他地方好。然而,北京正在经历军阀混战和政权更迭,就像一盏“马灯”。北京大学曾经有15个月没有支付工资,教师每月只拿到工资的十分之一。许多求职者并不把北京作为他们的首选。天津在许多国家都有租界,是清朝“老老少少”的避风港,也是军阀和政治领袖购买房产、休养生息重返江湖的后花园。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高级财经媒体人刘哮波写了《一百年:大学与城市》。文章说,天津的繁荣和南开系列学校的诞生与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洋务运动、慈禧太后新政和租界的建立)密切相关。

“自制”办学

“先去美国,在美国呆上23或34年,得到一个ee、ma、D等。所以我穿上洋装,带着两个笔记本回家。我当过大学教师...手里拿着他从国外带来的钞票。”本文来源于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成1928年11月在《南大周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再教育》的文章。文章指出了中国高校抄袭西方教学机器、脱离社会现实的现状。

张伯苓创立南开以来,教育与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一直是他的哲学思想。但是大学本身是一个重要因素。像中国的许多大学一样,南开的教育体系在建立之初起源于美国。它的大部分教师是在美国学习的学生,它的大部分设备是在美国制造的。它的教科书不是英文就是英文版本。甚至生物课上使用的蚯蚓也是进口的。

宁恩成的文章发表后,南开师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些教授停止教学,学校停课两个月,这加速了张伯苓的学校改革。

1925年,南开决定除英语外,所有课程都用普通话教学。1927年,教育行政会议宣布不再使用美国的原始教科书,教科书将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编辑。为了让师生了解日本入侵东北的情况,张伯苓还在南开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称东北研究会),组织师生实地考察,并编写了《东北地理教学书》。东北问题的调查研究成为日本轰炸南开的重要原因。

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本土化”的办学方针。所谓“本土化”,不是对东方文化精神的坚持和恢复,而是“对中国问题的科学认识,甚至是对中国问题的科学人才”。另一个表达是“了解中国,服务中国”。实质上,张伯苓的办学理念是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建立以中国历史和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可以说是南开不变的哲学和未来办学的独特道路。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朱赵辉认为,“本土化”并没有改变南开走向国际化的方向,而是做了一些具体的调整,使南开走在了教育理念的前列。经济学家何炼是实行“土货”政策的先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兼经济学家陈宗胜表示,何莲从耶鲁大学回到南开后,提出了“用现代经济方法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想法。他的研究课题包括山东、河北向东北的迁移、河北高阳土布纺织工业和开滦煤矿的考察等。

除了成立中国高校第一所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之外,何莲最显著的成就是建立了反映当时价格和市场变化的“南开价格指数”(以下简称“南开指数”)。陈宗胜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繁荣仅次于上海,解放北路被称为“小华尔街”。因为它以纺织业闻名,上海、青岛和天津仍然有“上清天”的说法。一些人统计了天津和上海的保险公司数量,上海有200家,天津有300多家。然而,当时没有人研究天津乃至全国的物价指数。何莲的研究始于天津。起初,许多技术问题无法解决,如权重、汇率统一、不同产品的权重等

何莲及其同事的研究成果包括天津工人生活成本指数、天津-上海外汇指数、天津零售价格指数、华北批发价格指数等。大多数研究结果发表在他们创办的《大公报经济周刊》上。当时,南开指数在国内外闻名。

张伯苓创立的另一种“本土”办学方式是通过工业促进学习。1921年,南开和河南六合沟煤矿董事长李祖申成立了新的矿业部。1929年,南开大学增设电气工程系,并在天津电灯电车公司设立实习基地。张伯苓的考虑是,学科设置应该最大限度地与国家的需要相联系。南开的发展应该立足天津的城市特色。天津除了是一个商业城市外,还有望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主要工业中心。

商科学生在模拟银行实习。

工业发展的突出代表是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成立。陈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20世纪80年代在南开化学系学习。他回忆说,在20世纪30年代,南开最著名的两所学院是由何莲创办的经济学院和应用化学学院。当时,制酸制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而天津的化学工业处于全国前列。自1914年以来,被誉为“中国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先后在天津成立了九大盐业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和李咏碱厂。

南开华英学院是中国第一所有证据的高等院校。《南开大学报》称,在命名研究所时,张伯苓特别强调“应用”一词。华英成立的同时,南开化学工程系也成立并开始招生,以培养“符合中国环境”的人才,实现“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和自给自足”,并为未来理工学院的成立做准备。

南开化学系毕业生、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张克忠被任命为华英学院院长。当时,华英的业务相当广泛,包括手电筒反射器的分析、面粉厂锅炉水的软化、草帽厂草帽和辫子的漂白,以及作为奶油原料的硬脂酸的生产。最大的订单来自天津立中公司。因此,华英建造了一座硫酸厂,日产量为3万吨,远远低于所需成本。设计始于1933年6月,完成于1934年。

在早期办学的基础上,1934年,张伯苓明确提出“允许公平与能力,日新月异”的校训。“公共”可以改造私人,“能力”是培养为公众服务的能力。南开诞生后不久就达到了顶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与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一起被称为“北清复兴”。当时,天津有句俗语:“天津卫生有三宝:李咏、南开和大公报。”

根据教育部1952年4月公布的国家理工学院调整计划,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金谷大学被调整合并为两所大学,调整后的南开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1952年11月26日,南开大学教职工调整后的开学典礼举行。

“了解中国,服务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天津教育局协助。在1952年的大改组中,南开大学最强的工程学院,包括化学工程系(包括华英学院)、电气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被并入天津大学。南开从一所文学、科学、工程、商业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转变为一所文科综合性大学,这在本质上削弱了南开的实力。在师资调整的基础上,天津大学从天津西固原址迁至现在的旧校区七里台。南开校园的一部分也被转移到天津大学,从而开启了一段与大墙共存的时期。

虽然化学工程系是分开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南开的化学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全国的主导学科。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Chen Jun)表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农业害虫严重,但农药研究领域空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南开化学的研究开始从1949年以前的无机化学转向以有机化学为基础的农药化学,“始终抓住国家的需要,南开的农药实际上是中国的先锋”。

从1957年,除了1970年到1978年,化学家杨石先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直到1981年。继张伯苓之后,他也是另一个深刻影响南开的人。

杨石先第一个研究生、南开大学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88岁的李正名回忆说,1956年召开了第一次为期12年的新中国科技发展规划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杨石先出席。与会者希望南开能够承担开发有机农药的任务。周恩来说,“你应该找几个人工作两三年,不要向国家要钱或重要的人。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工作,国家有自己的安排。”杨石先接受了委托。他动员了当时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陈天池和陈如玉担任教授,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个助手来解决关键问题。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南开大学。

1958年,在思远会馆以东的几个小平房里,杨石先和陈如玉等地。设立了两个农药研讨会,“敌百虫”和“马拉硫磷”。“当时没有特殊设备,只有普通的大瓷罐和木棒用来搅拌反应,”李正名说,从而生产出中国急需的农药产品,填补了中国的技术空白。今年,包括李正名在内的南开化学系的一群年轻教师连续40天昼夜帮助天津农药厂完成了中国第一个有机磷农药对硫磷的合成工艺,并将其交付农药厂使用。

在有机磷化学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南开于1962年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所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下设农药实验室、有机磷实验室、有机氟实验室和有机硅实验室七个实验室。李正名被分配到有机磷实验室。由于实验方法落后,为了防止有机磷化学中毒,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挂了鸟笼作为监测,一旦出现异常就立即采取措施。20世纪60年代,元素研究所先后开发了一系列小麦锈病防治剂,如普契诺-1、除草剂-1和农药有机磷-47。

20世纪80年代,南开还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1980年,南开大学化学系的陈如玉、何林冰、沈潘文、高振恒、陈荣提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一个宏伟的景象。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李正名还在中国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除草剂——单嘧磺隆和单嘧磺隆。

改革开放后,南开又是一个黄金发展时期。1977年,随着全国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本科生,陈宗胜被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录取。当他第一次进入南开时,他有些失望地看到由于唐山地震,到处都是临时避难所和倒塌的主楼尖顶。但是很快,教室里老师们的风采让他大开眼界。

20世纪80年代,南开是经济学领域的大师们的聚集地,有20到30人,包括滕伟造、熊兴美、钱荣坤、顾树堂、陈符兵和成卫。他们在南开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比20世纪50年代前后都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改革开放重新燃起了他们的热情。

陈宗胜认为,“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敢于直言”是南开经济学家能够在这一时期笑傲江湖的重要原因。8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许多人到达深圳时哭了起来,担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87年,在考察傻子瓜子、海尔等民营企业后,仍是医生的陈宗胜在《南开经济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模式应该是“比较优势与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他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应该简单地与意识形态挂钩,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十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混合经济”成为一个明确提到的概念。

陈宗胜的老师顾树堂也关心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在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情况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不断涌现。利息、租金和土地等。构成人们的非劳动收入,按劳分配不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诠释,这使顾树堂进一步思考。

1988年,顾树堂和博士生蔡继明完成了《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文章指出,除了按劳动贡献分配外,还应包括非劳动因素。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阐述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1995年4月,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全国学术研讨会。本文促进了按贡献分配理论在中国经济界的发展。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1983年,此前被撤销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谷书堂任第一任院长。1980年代起,在谷书堂等人的推动下,南开经济学科重建了管理系,在国家旅游局、人民银行总行的协助下,学校建立了旅游专业、金融系,还设置了保险学、会计学等一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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